2011年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盘点：信访局增幅最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实习生  朱杉|北京报道
　　中央部门“晒三公”虽接近尾声，民众对其关注的兴趣却丝毫不减。
　　谁将是最后一个？已公开的，谁的增加较多？谁的下降较多？谁的总数庞大？
　　仍有多个部门未公布
　　“明年或有‘四公’、‘五公’”
　　截至8月3日，有媒体称，在国务院要求公布“三公”经费的98家中央单位中，尚有10家单位未公布：外交部、国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台办、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安全部、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语委。但官方尚未披露相关具体名单。
　　8月4日，《中国经济周刊》从外交部了解到，外交部未公布的原因是“三公”经费中有一些涉密信息。“根据《预算法实施条例》，需要公开‘三公’经费，但是根据《保密法》，一些信息又不能公开，到底怎么处理，目前我们正在和相关部门协商研究。”外交部有关人员表示。
　　国家烟草专卖局财务司副司长万里明则告诉记者，“我们是企业，不是财政拨款。”
　　国家语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家语委是一个兼职办事机构，工作人员都是教育部语言应用司的，教育部对外保留国家语委的牌子。至于是否要公布“三公”，自己不便回答。
　　此外，中国政府网显示，国台办与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国家保密局与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密码管理局与中央密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如此看来，则国台办、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应不在98家单位之列。
　　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核心机密、国家安全的事项，很多都是可以公开的。国防系统都在逐渐向透明的方向发展。希望没有公布的单位能尽快公布。”
　　记者注意到，一些不在政府序列的单位，比如最高检、共青团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校等，也公开了自己的“三公”经费支出。加上这些单位，截至8月3日，公布“三公”经费的中央单位达到了94家。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在晒“三公”的94个部门中，2010年决算总支出为65.05亿元，2011年预算总额为63.80亿元，总体支出较上年减少1.25亿元，减幅为1.92%。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副主任彭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开“三公”经费的使用情况，表明政府逐步在朝公开、透明的方向努力，也透露出最高层锐意改革的决心。“可以说，2011年是中国政府管理朝着科学化、民主化方向大跨步的一年，今年有‘三公’、明年就会有‘四公’、‘五公’。”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提出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动、及时、准确公开财政预算决算等领域的政府信息。
　　国税总局总额第一
　　按人均算并不多
　　因为公布“三公”经费，国税总局一不留神成了众所关注的对象。
　　据国税总局7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国税系统“三公”支出预算达21.38亿元。即使与排名第二的海关总署的5.12亿元相比，也多出3倍以上。
　　之所以高居榜首，业内人士的解释是机构庞大所致。由于国税系统实行垂直管理，此次公布的“三公”开支，不仅包含国税总局的“三公”开支，还包括各省市直至全国乡镇一级分局(所)的“三公”开支。根据税务机构管理体制，全国五级税务机构，预算单位多达3567个，仅税务干部就多达近百万，也就带来了高额的支出总数，但其人均支出3731元，在所有公开的部委中处于中等水平。如果从“人均”的角度看，近22亿的“三公”经费对于机构庞大的国税系统而言，其实“不算多”。
　　据《中国经济周刊》初步计算，其他中央部门“人均‘三公’经费”较高的有，国务院扶贫办10816元，国家统计局5353元，国家知识产权局5093元。
　　国家信访局增幅最高(68.4%)
　　和重视信访有关？
　　《中国经济周刊》所做的统计显示，在已经公布的94家中央单位中，2011年“三公”预算增长的部门共52家，占比过半。国家体育总局是唯一一个增加额达到千万的，是1475.80万元；有19家单位的增加额在数百万不等；32家单位增加额在几十万元不等。
　　其中，国家信访局的增幅排在第一位。国家信访局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较2010年决算数增加67.2万元，增加数额虽不大，但是增加幅度较大，达到68.4%。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表示，无论是信访局还是其他单位，增幅高无外乎三个原因：一是工作性质。看这个单位的职责有没有发生变化，国家是不是赋予了它更多的职责；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信访工作，“目前看这可能是国家信访局增幅高的一个原因”。二是本来就应该有那么多资金，原来财政资金比较紧张，没有拨付那么多。三是公众认为的增幅多的不合理因素。
　　国资委降幅最大(-38.4%)
　　“下面有央企撑腰？”
　　近年来，国资委及其领导的央企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无论国企搞得好不好，都会招来一片质疑声。在批评声下，国资委也显得“很无奈”。
　　这次“三公”公布，国资委似乎可以扬眉吐气一番了。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国资委2011年“三公”经费较2010年减少1781.12万元，减幅38.4%。
　　当然，即便经费大幅减少，也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一位业内人士略带调侃地说：“国资委‘三公’经费降低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往深处想，下面还有那么多央企给撑腰呢。”
　　《中国经济周刊》统计显示，在已经公布的94家中央单位中，2011年“三公”预算降低的部门共42家。降额达千万元的有7家，其中降额最大的是中国科学院(-4360.69万元)，紧随其后的还有国家税务总局(-2796.81万元)、国资委(-1781.12万元)、水利部(-1505.86万元)、中国气象局(-1377.62万元)、公安部(-1271.24万元)、质检总局(-1123.24万元)；降额在百万元的有17家；降额在几十万元及以下的有18家。
　　体育总局出国经费夺冠
　　足球经常走向世界？
　　记者注意到，出国(境)费的数额在不同部门之间分布不均。体育总局预算数额最高，为1.65亿元，是唯一一个出国(境)费过亿的单位，平均每工作日花45万元；而出国(境)预算最低的是国家信访局，只有39.47万元，两部门相差419倍。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在已经公布的94家中央部门中，有44家 2011年“出国(境)费”为“三公”最大开支，占比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商务部、体育总局、国家能源局、中国人民银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其中，商务部所占总额比例最高，达94.51%。
　　其实早在7月14日商务部公布“三公”经费时，因2010年出国(境)费5798.39万元、占2010年“三公”经费的94%，就引来了一片质疑声。次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回应称：出国经费占比较高，与商务部的工作性质有关，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不断演变的地位有关。
　　商务部也是第一家迅速回应有关“三公”质疑的部门，被网友授予“最快回应奖”？。
　　国管局公车占比最高(96.4%)
　　“高是合理的，正常的”
　　但凡涉及公车的消息，都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这次也不例外。
　　国税总局(含全国)2010年“公车”支出最高，为14.86亿元；而公车开销最低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只有30万元，两部门相差4953倍。
　　已经公布的94个中央部门中，2011年公车预算过亿的有7个部门，数额最高的依然是国税总局(含全国)，超过14.55亿元，其他的依次是海关总署(含全国)4.50亿元，质检总局2.69亿元，银监会(含全国) 2.25亿元，中国气象局(含全国)1.65亿元，农业部1.51亿元，公安部1.24亿元。
　　在2011年的“三公”预算中，有43个部门的车辆购置及运行费为本部门“三公”经费的最大开支，其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公车支出排在第一位，占比为96.4%。海关总署、银监会等30个单位的公车预算在“三公”经费中支出过半。
　　国管局在公车预算中为何拔得头筹？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主要跟国管局的职能有关。“国管局有国家专用的国宾车队，此外，中央国家机关副部级以上领导车的配备都从国管局出，集中由国管局服务，这部分的公车不可能摊到别的部委中。所以，高也是合理的、正常的。”胡仙芝说。
　　国管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13项职能中的第三项就是“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的编制、配备、更新、处置工作”。
　　国管局公告显示，2011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数4384.27万元，其中：中央国家机关78个部门的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数3910.07万元，国管局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数474.2万元。
　　仅有7家公务接待费为最大开支
　　“被你请，是给你面子”
　　国税总局(含全国)201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额最高，为6.67亿元，平均每工作日花182万元；而公务接待费预算开销最低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只有3万元，两部门相差22234倍。
　　此外，在已经公布的94个中央部门中，201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过亿的有两个部门，除国税总局(含全国)外，还有质检总局，超过1.13亿元。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在已经公布的94家中央部门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中，有7家 “公务接待费”占最大开支项，其中宋庆龄基金会的“公务接待费”占比最大，为78.6%。
　　宋庆龄基金会在公开“三公”经费情况说明中指出，2011年的公务接待费为314.2万元，主要用于开展两岸和国际交流活动，主要为接待台湾、港澳及海外有关团组住宿、伙食、交流等费用。
　　跟诸多部门出国(境)费和公车消费占最大开支项相比，公务接待费仅有7家占最大开支项。
　　杨志勇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表示，“尽管大家都很关注‘公务接待费’，但实际上很多观念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温饱没解决时，大家对吃喝很感兴趣，乐于接受邀请，现在在北京城里谁请你吃饭，你去是给他面子。这是一个逐步改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