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半月谈》第1期　　赢得挑战就赢得机遇　　“我...

2013年《半月谈》第1期
　　赢得挑战就赢得机遇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中央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将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关键作用。
　　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首先要正确认识战略机遇期。机遇不是撞到树上的兔子，也不是从天而降的馅饼，机遇是具有关键性的有利条件。同时，机遇不等于一帆风顺，有利的条件不一定必然导致有利的结果，因为不利条件的挑战也同时存在，有利条件可能失去关键性的作用，良机甚至可能转化为危机。因此，机遇需要我们做出主动的因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赢得了挑战，就赢得了机遇。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去发现，去营造，去维护，去拼搏。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赢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进入新世纪，中央明确提出“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形成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新一轮跨越发展。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今天，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不见转机，发达经济体热衷贸易保护主义，亚太地区矛盾多发，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增加了不利变数。但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仍然是大势所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科技革命正在催生新的工业革命，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再平衡，新的挑战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从国内看，当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制约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发展成本全面上升。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国发展的国内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赢得新的机遇。
　　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光明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历程。在新的历史阶段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应对新挑战，赢得新机遇，实现新跨越。
　　结构调整是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当务之急。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一些重大结构性问题，必须实施战略性的调整。结构调整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国内需求，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保持投资需求的合理增长，减轻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不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使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产业、区域、城乡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也急需解决。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科技创新是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成败关键。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要求中国经济提升自己的站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潮头更将强力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制造必须实现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体制的激励作用和知识产权的保障作用，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决定中国经济赢得未来世界市场的竞争。
　　改革开放是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统筹协调，综合发展。深化对制度体系的改革涉及多方利益的深度调整，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脚踏实地，精心设计，坚定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2013年《半月谈》第2期
 
　　我们都是改革者
　　社会再一次燃烧起改革的热情，期待再一次升腾在人们的心底。比期待更迫切、更可贵的是实践，是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是改革的参与者、推进者。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打响攻坚战。在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加强顸层设计被寄予热望。只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非闭门造车，一厢情愿。如何重塑改革动力机制，在与基层实践和群众诉求的密切联系中汲取改革的力量，在超越部门利益的制约、协调多元群体的纷争中坚守改革的公平？如何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投入、参与、推进改革的进程？
　　我们见证了底层创造的力量。
　　安徽小岗18户农民按下手印的“大包干”，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小企业改制中的股份合作制，还有闯过户籍藩篱挤进城市大门的自发民工潮……这一幕幕雄壮的景观，构成了中国改革编年史上最光彩的篇章。3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在基层改革实践中所领略到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如在城市化潮动中政府让农民以承包地换保障、以宅基地换住房的“两个置换”，推进农村人口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农村新社区”，促进产业转型提升城市品质的“腾笼换鸟”，还有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在政府政策鼓励行政强势推动下的资本上山、资本下乡和资本进村……可是，这些创造是否保障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权益公平？真正的农民自主参与、自主发展的创造在哪里？我们高谈要凝聚改革共识，要促进利益共享，但是，没有表达，何来共识？没有参与，怎保共享？
　　政府干预市场的边际要清晰，政府主导改革的取向要理性。尊重民众的实践探索，呵护民众的首创精神，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和深刻启示，我们应当记取，倍加珍惜。如此，才能始终保持锐意改革的生气，持续迸发推动改革的激情。
　　我们也见证着事件倒逼的力量。
　　想当年，中国改革就是被饥饿逼出来的。在挑战中赢得机遇，在危机中逼进改革，这也是一条颇有成效的改革路径。
　　个体生命的非正常伤害，召唤起全社会的深切检讨和体制反思。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带暂住证被收容殴打致死，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早已饱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办法》被正式废除。相隔近10年，湖南妇女唐慧因女儿遭强奸上访而被劳教的事件令人痛心，折射了劳教制度的严重缺陷，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呼吁，促使存在近60年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有望在2013年发生重大改革。
　　利益诉求的非常规冲突，也直接倒逼着深层次矛盾的求解和深水区改革的突破。中国正进入转型时代。这是公民权利意识加快生长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冲突频发的时期。一些地方因公共安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以问题导向的方式，倒逼土地征用、户籍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制度的深层次变革。我们难以回避倒逼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只有紧紧抓住并充分用好其中蕴涵的改革的机遇。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多个“拐点”“陷阱”需要跨越，有多重“风险…危机”需要转化，有多种“两难”“悖论”需要求解。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从消极被动的压力型维稳转向积极主动的改革型维稳，在社会矛盾的集中释放期因势利导加快深层改革的攻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当为民众更有效率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提高组织化水平，为民众更少震荡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拓展制度性平台，从而让顶层设计和民众实践的紧密互动成为改革坚实的基础，让民众的发展意愿和权益诉求成为改革源源不竭的力量。
　　我国现行政治体系已有广大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改革参与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和行政听证等。但还有渠道狭窄、言路不畅等问题，还有待制度设计的完善、制度运行的到位和制度实施的公正，以实现更为充分的民意表达。组织化参与是现代公共治理型民主背景下公民参与的主要方式。应当在政府和市场之外，扶持社会组织，培育公共理性，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形成公民参与的组织网络。现代网络传媒和民意调查的出现，使民众的利益表达更加多样、直接和便捷。网络舆论日益成为政府倾听民声、科学决策的一条重要渠道，成为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新型民主表现形式。政府当在网络问政的实践中加快职能转换，实现管理创新，在民主法治的进步中，为广大民众充分实现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开辟更宽广的路径。

2013年《半月谈》第3期
　　半月谈2013年第3期半月评论：戒奢何难
　　戒奢是一个老大难。
　　尤其在这些年来的官场，严控楼堂馆所，整肃“三公消费”，治理公务接待，一波接着一波，但是，成效如何？马路边的，车轮下的，舌尖上的，奢靡浪费现象仍在蔓延，享乐腐败花样不断翻新，中央有令难行，民众怨声连连。
　　官场戒奢难，难在哪里？何处求解？
　　首先，这是在拷问每一个施政者的底线伦理。
　　权力是什么？对共产党人、各级干部来说，它传递着责任和使命，意味着奋斗和奉献。“为人民服务”，这简洁鲜明的五个大字，就是他们应当始终不渝的施政伦理和道德底线。可是，如今在不少官员眼里，权力是有其附加值和含金量的。它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和地位，一种身份的证明和炫耀。于是，他们恬然地享受着，贪婪地争取着，努力地攀比着。于是，我们看到不少地方的行政大楼，竟相向星级宾馆看齐，一些宽敞的办公室还要带上休息室、卫生间；不少官员的工作用车一味追求规格，向下属企业私营老板借用豪车竟成一种时尚；不少官场的迎来送往热闹非凡，层层相陪前呼后拥，铺张浪费一掷千金。试问，这些干部的施政伦理究竟落到了何处？道德底线究竟划到了哪里？
　　我们经常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老百姓最爱听的。可是，他们看重的，不仅是你怎么宣示，而且是你怎么践行。当媒体报道我国每年餐桌浪费多达2000多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我们能不为之霍然警醒？当舆论给出一边是公款吃喝之风日甚一日一边是贫困人群一年到头难识几回肉味的巨大反差，我们能不为之怦然心惊？当百姓满腔气愤发出诘问：“一些干部上班时候醉醺醺的，怎么让我们信任？”我们能不为之幡然自省？
　　其次，还得延伸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的源头治理。
　　置身繁忙沉重的官场应酬，不少官员也是叫苦不迭，只是无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因为公务接待被注入了更多的内涵，附加了更多的功能。一些贫困地区的干部私下就曾向记者诉苦：“仅靠节俭难以解决发展问题，做好接待虽然要多花一些财政经费，但可能争取到上级更多的资金，或者引来更大的投资项目，总体还是非常合算。”
　　这就触及了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的一个源头。政府主导，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一些政府部门掌握了过大的资源分配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带有先天的模糊性、随意性。项目审批，资金扶持，政策倾斜，财政转移，与这些公共权力相连接的稀缺资源的分配，都是攸关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所以要去争，去挤，去求。这就给“跑部钱进”的队伍拓开了陆续跟进的路道．给“吃喝文化”的传承留下了创意无限的空间。
　　戒除官场奢靡风气，既要治流，更要清源。显然，政府改革应当提速，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就要进一步加快资源分配制度改革，切实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际，削减或转移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职能，充分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赋予基层更大的自主管理权限；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之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杜绝“跑部钱进”顽疾：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辅以严格的官员问责制度。
　　更重要的，是把民主监督制度落到实处。
　　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民主监督制度的落实，取决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加大法治政府建设的力度，使公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
　　还是在2006年，深圳3位公民就开始了“公共预算之旅”。他们向十几个中央部委、十几个地方政府提出了查看预算案的申请，直接引发了社会对公共财政改革的强烈期待。因为你用的是老百姓的钱，你就必须向老百姓公开，必须告诉老百姓钱是怎么花的。老百姓如果不满意还可以修改你的预算。后来的四川省白庙乡政府网上“晒账单”，已是改革实践的一步勇敢的迈进。一笔笔公布财政公务开支的详细账目，每一项费用支出均标明时间、金额、事由、经办人、证明人、审批人、安排人。改革的指向，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科学进步的公共预算制度，从而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搭建更有效的制度平台，为理性化责任政府的构建提供更坚实的民主支撑。
　　公务接待改革也已不容迟滞。关键是确保公务消费支出的真实性、程序性和民主性，确保社会监督的法治化、制度化、日常化，让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实实在在的廉政成效。
　　戒奢已是一个老大难。但知难不难。路径已经清晰，我们要鼓足“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劲头。
　　戒奢也是一个突破口。从作风建设到制度创新，由此拓开更深层的改革，社会呼唤的是“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勇气和智慧。
2013年《半月谈》第4期
　　为美丽中国添砖加瓦
　　建设美丽中国，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天蓝、地绿、水净”是我们的美好愿景。但是，美丽中国不会自动从天而降，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政府、企业、公众齐心协力、各尽所能，用扎实有效的行动为建设美丽中国添砖加瓦
　　——建设美丽中国，政府是主导。
　　我国的社会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决定了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是很强有力的，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政府的主导首先体现在倡导文明理念上，要在全社会培育起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工业化的深度发展、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框架下进行：要向全社会讲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缺失了生态文明，繁荣、富强、现代化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全然没有意义。更何况如果没有了资源、破坏了环境，我们连生活的前提都没有了，遑论发展。同时，做好顶层设计，建构符合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抓手制定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产业政策，改变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着力推进全社会进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轨道．在此基础上营造制度环境，通过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对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行为给予鼓励与激励，对于损害生态文明发展的行为则予以制约与惩戒。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在这一过程中要切实肩负起引导与监管的责任，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与不良行为沆瀣一气，否则便是失职或渎职。
　　——建设美丽中国，企业是主体。
　　不同的生产方式造就不同的生态环境．向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方式转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前提，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生产方式的直接实践者，在改善和提升生产方式方面责无旁贷。目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背后，不少企业生产方式严重落后是个重要原因现在有些企业从账面上看效益不错，其实是大管子把废水直接排到河里，大烟囱把废气直接排到空中，那些利润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曾经有位市长痛心疾首地说：“一个企业一时欠下的环境账，十个企业一辈子也还不了。”这样的感受发人深省。
　　要改变这种现象，企业一定要下大决心舍得投入搞技术创新，培育和发展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新兴产业，提升和改造传统生产方式，从源头上根除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可能。企业应自觉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坚决改变把资源成本和环境生态成本外部化的行为，让企业的效益成为不欠生态账的效益，用充满阳光的利润为美丽中国奠基。
　　——建设美丽中国，公众是主人。
　　如果说生产方式的主体是企业，生活方式的主体就是社会公众。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生活方式对生态资源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近来，全国很多地方接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雾霾天气，其产生原因是复杂的．但不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生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据有关方面测算，城市汽车尾气导致的污染要占到三分之二还强。另据测算，我国城市私家小汽车保有量即将过亿而且增速不减。高排放、不低碳的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压力，从这两个数据可见一斑。反过来，如果每个公民都能自觉践行低碳生活方式，情况就会不同。仅以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为例，今年北京烟花爆竹的总体燃放量在下降，而且相对集中在除夕和初五这两个节点，其他地方烟花爆竹的销售量也都有下降的报道。这就是公民的自觉行动。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出一点改变，汇聚起来就是很大的改变。美丽中国属于大家，每个公民都是美丽中国的主人。
　　政府、企业、公众既要各负其责，又要相互配合，如果形成合力就会出现1+1>2的效果。比如，我们大力倡导公交出行，可是城市私家车增长仍然很快，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公共交通不够便捷。如果政府能为公众提供更加便捷体面的公共交通，汽车生产企业不断提升新车性能，公民尽量少开私家车、自觉践行低碳生活方式，节能减排的效果就会形成共振。所以说，公众转变生活方式的背后既有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规模与水平的责任，又有企业生产技术不断改造升级的义务，这三者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政府、企业、公众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共同为建设美丽中国添砖加瓦。只要我们不辱使命、持之以恒，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够实现。

　　治理污染绝不能手软
　　近来．雾霾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牵动着公众的神经．也引发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c，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有目共睹，然而大量环境隐患也因此产生，如今隐患已进入爆发期。数据显示：我国四分之一国土持续雾霾，六成地下水污染严重，1.5亿亩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空气、水、土壤，我们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正在遭遇空前危机。
　　“环境污染让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当生活的基本条件受到威胁时，环境问题已经变成危机了。”“这样发展下去，挣来的钱最终全要为医药‘埋单，！”代表委员们的发言忧心忡忡，确实，如果连呼吸上新鲜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都成为一种奢望，如果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保障，那么高歌猛进的GDP又有何意义呢？
　　虽然我们早已提出不能走一些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依然没有根除这种陈旧意识，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甚至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虽然科学发展观已是各级政府执政理念，“GDP至上”在理论上已站不住脚，然而“宁要毒死，不要穷死”的观点仍有市场，“带血的GDP”“有毒的增长”仍大行其道。
　　以地下排污为例，这一现象并非今日才有。2010年4月《半月谈》就曾以《揭开污染地下转移黑幕》为题，在全国舆论界首次深度披露了地下水污染问题。记者深入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调查历时半年之久，向公众独家揭示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地下排污路线图：一些不法企业为了降低治污成本、逃避监督检查，通过渗井、渗坑、渗透池将大量工业废水、污水偷排地下，造成地下水严重污染，百姓苦不堪言。报道刊发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然而，近三年过去了，据记者了解，一些污染企业依然我行我素，大肆偷排，当地政府则装聋作哑，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本刊编辑部曾将有关情况反馈到相关主管部门，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地下污水还在横流，当地百姓依然生活在毒水困扰中，这种漠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态度，实在让人气愤。
　　对污染问题听之任之，暴露出一些地方、部门错误的发展观和扭曲的政绩观。正如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所说：有的地方领导当面说环保重要，背后还是GDP挂帅。而公众所不能接受的，恰恰是这种不作为、乱作为。纵观近几年发生的重大污染事故，许多涉事企业规模大，效益好，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利税大户。出于GDP增长、增加税收考虑，一些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偷排乱排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监管、执法不力，甚至与污染企业串通一气，导致污染愈演愈烈。因此，要想根治污染问题，除了用重典、出重拳查处问题企业，使之无处遁形外，还须严厉追究相关监管者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当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须知，发展不只是单纯的GDP，不只是单纯的经济挂帅，生态文明建设更应该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五位一体”建设美丽中国，良好的环境是最基本的托底保障。为经济社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为公共利益保驾护航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弃守的底线。
　　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热切期望中，我们看到了中央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更好地结合起来，运用好价格等多种手段推动环境治理，使发展更可持续、更加健康，”
　　资源环境的“瓶颈”正越收越窄，传统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环境保护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必须改变，绿色转型步伐亟待加快。针对雾霾天气，有关部门已采取措施,PM2.5监测治理正逐步铺开：对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也将开展；多省份跨区域联合治理雾霾、跨流域联合治理水污染行动也在酝酿中……人们期待，这些政策、举措能够真正落实到位，为解决污染问题发挥作用。
　　对公众日益觉醒的环保意识和不断增强的维权意识，更需加倍鼓励和呵护，充分保障公民对环境问题拥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春节期间，公益人士邓飞发起“家乡污染全民拍”活动，得到广大网民的热烈响应。“共同治理水污染，还我青山绿水”既是政府的应有职责，也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使命、
　　“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是亿万国民的新期待，而兑现承诺、顺应期待，治理环境污染绝不能手软！
 

2013年《半月谈》第6期
 
　　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一场艰苦的革命
　　作为今年全国两会备受瞩目的重要成果之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获得批准，政府自身新一轮改革在换届之际正式启动，迈出稳健扎实而影响深远的重要一步。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央领导的铿锵宣示，在时隔3个多月之后，落实到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实际行动中，有力回应了公众对于深化改革的强烈期待。
　　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在简政放权、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更好发挥市场和社会作用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社会的边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取得新进展。作为上一轮大部门制改革的延续和完善，本轮机构改革有望成为释放制度红利、激发社会活力的新支点。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就是一场革命。
　　政府机构改革向来被视为改革中最大的“硬骨头”。机构撤并，无疑会减少官位;而职能转变，意味着权力格局和利益蛋糕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这无疑都是在“革自己的命”、“割自身的肉”。如何达成改革共识，凝聚起强大的体制改革动力，在改革中体现机构精简、职能转变、运行顺畅、效率提高的要求，考验政府的勇气，更检验改革者的智慧。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先后进行的六次政府机构改革，政府的机构设立和职能调整始终伴随和适应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凸显政府自身改革的演进轨迹和转变职能、提高效能的不变追求。
　　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加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政府自身围绕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计划经济的职能不断减少削弱，服务和保障市场健康运行方面的职能不断强化，制度“转轨”稳步推进。
　　尽管成效显着，但如果用严格的标准审视，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职责分工仍未彻底整改，国务院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推诿扯皮、公共资源碎片化频现;有些领域“政出多门”却“问责无门”，安全事故在部门林立的背景中接二连三发生。一些部门抓大事管宏观不够，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有抬头增多趋势，这些已影响行政效率和政府权威，客观上容易导致不作为、乱作为，甚至给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留下空间和机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实现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大。必须通过政府转变职能,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支撑，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机构是躯体，职能是灵魂。如果政府职能得不到转变，机构改革就只是表面上的拆拆建建，看起来热闹而已。
　　政府职能要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方向转变。经济社会要发展，一个好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从市场准入到市场监管，政府职能的核心要求是营造一个既井然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办个企业，行政审批手续多，市场准入门槛高;办了企业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反而没人监管，伪劣商品横行，这是本末倒置。适当放权，不是要放弃监管，而是要少干预经济的具体运行，要对违法的市场行为时刻警醒，及时采取措施。同时，政府要信任社会自治的力量，给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很多事情上，让社会组织做比政府亲自去做效果更好，“性价比”更高。
　　政府职能要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方向转变。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职能的基本内容。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单位“办社会”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个人对单位和组织的福利依附大大减弱，依据市场需要来配置人才和人力资源成为可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既是满足社会高效运行的途径，也成为提升人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对政府机构的名称、级别和分工并不太关心，只看办事是不是“痛快”了,服务态度是不是变好了。
　　政府职能要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转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鼓励公平竞争，也要扞卫社会公正底线，避免竞争可能导致的两极分化动摇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这决定了政府既要积极推动反对垄断、鼓励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建设，也要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搞好再分配调节，体现社会公正要求。
　　在坚持中深化，在探索中完善，政府自身的改革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的策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也没有完成时，只能是不断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要求，实事求是地改，与时俱进地变，抓住机遇期，用好“窗口期”。舍此，既没有出路，也没有前途;循此，则天高地阔，前景无限。
 

2013年《半月谈》第7期
　　尚德警钟为谁敲响
　　无锡尚德的警钟敲响了：这个开启中国光伏产业的领军企业，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巨头，因受企业债务危机影响，被法院依法实施破产重整。
　　尚德警钟为谁敲响?
　　它是为企业管理敲响：盲目扩张规模，财富伦理淡薄，如何自持?为光伏产业敲响：低端环节严重过剩，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焉能制胜?为银行信贷敲响：光伏行业风险暴露已有时日，多家银行仍争相投放巨额信贷，自律何在?不能忽略，它也是为各级政府轰然敲响——
　　政府之手向谁而伸?
　　多少年来，政府主导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是中国模式发育生长的鲜明特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其弊端日深，其疲态日显。经济生活中，政府强劲有力的行政推动、政策扶持、公共服务，是企业发展弥足珍贵的资源和机会。只是，我们看到政府政策调控更多倾斜的，是国有经济而非民营经济，是大型企业而非小微企业，是新兴产业而非传统产业。这种倾斜有其特殊的历史正当，但也应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中给予更为公平的度量和更为协调的矫正。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保有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因为国家必须掌控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但是，我们对其在特许经营、行业准入和行政垄断中获有更多的行政资源、金融资源和更多的垄断优势、利益优势，也应保持警醒。同时要看到，鼓励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许多举措还难以完全从纸面走进现实，各种各样的“玻璃门”、“弹簧门”一时还难于彻底敞开。审视今日中国对外开放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的艰难步履，民营经济的羽翼还不那么丰满，就要去搏击国际风云，力量还不那么强大，就要去涉足世界制造，准备还不那么充分，就要去把握全球投资腾挪产业转移的战略性机遇，应当引发我们反思。
　　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对大型企业投注特别的青睐，因为它对经济增长、地方税收、城市形象和政府政绩的贡献份额巨大。在各地招商引资名单中，重头企业，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都会受到特别的追捧，官员曲意逢迎，亦步亦趋，资本强势登陆，予取予求。其实，健康的产业发展植根于丰富的企业生态。犹如一片苍莽的森林，既有参天大树，也有丛丛灌木，还有藤萝匝地，构成了生机勃勃的生物群落。“小的是美好的”。我们对这些小微企业究竟有多少政策扶持，已有的政策扶持对解决企业融资贵、税费重等难题究竟收到多少成效?
　　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对新兴产业发展寄予更大的希望，因为，它很可能就是新一片市场的蓝海，新一波竞争的引领。只是，政府不可不慎重：如何介入?介入多深?新兴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决策引领、产业导向，但政策扶持的重点应是市场需求的拉动，而非生产环节的刺激;底线应是经济效率的提升，而非公共财政的浪费;取向应是发展模式的转换，而非传统路径的依赖。而且，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市场的拓展依然有其稳固的需求，价值的提升依然有其巨大的空间，产业的升级依然有其多样的机会。政府对传统产业绝不能顾彼失此，轻言弃守。
　　无锡尚德破产重整对各级政府的警示是什么?
　　行政力量不能替代市场规则。它无法改变市场竞争法则、产业升级规律和经济发展周期。市场的“优胜劣汰”，正是企业成长壮大的正道，也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契机。中国的光伏产业为什么难以拥有核心技术，始终处于低端位置，在行业技术变革、市场需求异动和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深陷困境难以自拔?经营时有政策扶植，困境时有财政支持，市场之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这是一大诱因。
　　政府服务不能遮蔽公平竞争。“亲商安商富商，共兴共荣共赢”，在各地招商引资中,我们听多了这类激动人心的承诺。其实，更为牢靠、更为重要的，是创造透明、公平的市场环境。投资优惠、政府服务在不同企业、不同产业间的过度倾斜，只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市场经济基础的损害，导致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失落。回归市场选择，回归公平竞争，回归效率原则，才能真正激发企业自身的造血功能。
　　政策扶持不能没有制度边界。看看一些地方，名目繁多的项目审批，变形走样的财政补贴，管理松弛的投资融资，一双双有形的政府之手，在改变着企业的行为逻辑，“跑部钱进”成为一种经营之道，在诱导着部门的设租寻租，由此滋生出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政府还权于市场，必然要求为政府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公共服务划定不可逾越的边界，加强依法行政的监督。
　　在尚德敲响的警钟声中，我们当反思政府职能定位。政府应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不应是市场经营的参与者。当反思产业发展模式。在中国市场经济跨越粗放型、赶超式、发育期之后，政府主导型经济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当反思经济发展思路。那就是彻底改变以GDP为纲的发展思路，转换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否则，尚德警钟还会不断敲响。

2013年《半月谈》第8期
　　解放梦想
　　同一个世界，每一个梦想。
　　“中国梦”是深邃的，丰富的。它在每一方土地升腾，在每一个人心中生长。
　　“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是媒体接连推出的新闻调查的共同主题。然而，我更关注的是底层群体，在为生活的奔走、抗争中，如何激发他们寻梦的意愿？提升他们追梦的力量？拓展他们圆梦的机会？我要呼唤的是解放梦想，从生活的焦虑中，从价值的扭曲中，从权利的侵夺中，解放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鲜活的梦想。
　　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梦想蓬勃生长的新的时代。人们从计划经济的束缚、贫穷生活的逼迫和高度集中的管制中解放出来，自主意识，创造精神，发展活力，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家庭承包的破土而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城乡大迁徙的潮涌浪叠，助推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人们用自己的勇敢、智慧和勤劳，书写历史的新篇，改变自己的命运，升腾多彩的梦想。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当市场经济的潮水漫过社会的堤坝，当社会分层的车轮碾过城乡的鸿沟，当财富积累的分化撞击公平的底线，当传统的公共生活瓦解出原子化、陌生化、丛林化的世相，底层民众承受着更多的生活重负。深山里，还有不少贫困户在生态恶化、水土流失的荒凉贫瘠中苦熬岁月；大都市，还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在低收入、高房价的沉重压抑中发出声声叹息；上访村，还有不少访漂族带着各自的诉求孤身飘零颠沛流离。梦想的种子还在，希望的星空还在，但是。他们已无暇、无力去触及这个深远、飘渺的话题，也无暇、无力去向往这个宏大、浪漫的叙事。我记起南阳农民工诗人李学普的诗作：“作为人世碌劳如蚁一员／我将撇离乡土以另一种姿态／攀爬城市脚手架上／寻觅自己渴求的一份微薄”：也难忘一位记者与他的对话：你难道没有梦想吗？没有，梦想是太奢侈的事。从中。我依稀看到第一代农民工弯曲的背影。
　　再瘠薄的土地上也应有生长，再贫穷的生活中也应有歌唱。在这些沉默的人生中。如何有新的生长，有新的歌唱？
　　梦想是一段长程的追寻。我们怎样去坚守梦想的真诚，触摸心中的愿景？
　　社会的投机意识，暴富心理，鼓动着人们行色匆匆，在创富榜与成功学的感召之下，去钻营种种捷径，终致误入歧途。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冷冰冰的利己主义，诱惑着人们在“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泣”的选择中，渐渐丢失朴素快乐的人生。社会“潜规则”盛行，腐败“民俗化”日显，误导着人们在“中国式求人”的处世之道中，堕入生存方式的沉沦和畸变。
　　梦想本是金色的，追梦却是灰色的。这一切，都在锈蚀着梦想的形象和质地。
　　梦想当是一种超越。有品质、有光泽的梦想，应是自我向社会的融汇，当下向未来的链接，物质向心灵的贯通。看一看大学生创业者，谁的青春不是苦过来的？“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依然有坚强；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依然有梦想；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依然有力量！”看一看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目光，已经超越了父辈单一的拼命挣钱、养家糊口，更为强烈地追求着劳动权益、人文关怀、社会认同和发展空间。看一看阳光灿烂的民间公益人物，他们不畏艰辛，不图声响，扶贫济困，赈灾助残，播撒种子，播撒阳光，清新时尚且创意无限地从事着高尚的事业，释放着源源的能量。这就是超越的意义，这就是梦想的力量。
　　梦想生长，离不开土壤的滋养。梦想成真，更需要公平的保障。这已融入中央高层坚定的执政理念：从制度上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劳动力合理流动。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流动催生梦想，流动改变命运。我们应当正视权力扣财富传承中的代际锁定和阶层固化问题，打破“拼爹”游戏规则，祛除社会歧视现象，为底层人群在职业选择和纵向流动中，疏浚更为顺畅的通道。发展成果共享，社会进步共享。我们应当跨越旧有制度的藩篱，加大民生建设的力度，重构利益关系的平衡，推进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让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政府不能错位，竞争必须公平。我们应当在政府改革中，矫正倾斜的scsgk.com市场准入和过度的政策保护，让每一个小微企业主和草根创业者都能在透明、公平、宽松的经营环境中施展身手，涌流才智。权力需要监督，法治需要践行。我们应当破除政府部门的特权腐败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维护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合法权益，保障每一个弱势群体的发展空间。耳闻新近河南中牟征地中，光天化日之下公司铲车将农民活活碾死在自家承包地上。无疑，背后是资本的霸道，也有政府的沉默，还有舆论的遮蔽。宋合义们执著的生活诉求和幸福梦想，在凶狠的铲车旁竞不堪一碾？
　　无梦人生，是让底层痛苦愤怒的人生，也是令社会忧虑警惕的人生。让无梦者有梦，让有梦者圆梦，让所有的勤劳者拥有致富的机会，让所有的奋斗者拥有成功的希望。
　　“中国梦”的终极关怀，正是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坚实基点，正是社会公平。


2013年《半月谈》第9期
 
　　尊重基层
　　近日在基层调研，见闻乡村发展呈现的生动创造和蓬勃气象，令人感奋。只是，多位乡镇干部在倾心交谈之中都难掩一个共同的感慨：我们在基层苦些，累些，这都不算什么，只是期望社会对我们多些理解，少些抹黑。
　　翻翻媒体的报道，听听坊间的议论，看看部门的督查，我们或许以为，征地，拆迁，“被上楼”，“黑截访”，群体性事件，压力型维稳，都是基层干部惹的祸。其实，板子还不能仅仅打在他们身上。
　　倾听乡镇干部这番苦涩的感慨，我们应该警醒。它所埋怨的、诘问的，不仅是舆论监督，更有政策设计、考核制度和领导作风。
　　我们时时号召深入基层，贴近基层，其实，乡镇干部更需要的是认识基层，理解基层。我以为，更为根本的，是尊重基层，关心基层。
　　当一些政策实施难以被民众接受甚至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弹，我们在批评基层干部贯彻不力的同时，有没有反思，这些政策的设计是否适应民众的需求？有没有考虑实际操作的问题？相关的实施细则是否配套？
　　当我们重复“上面的经都是好经”，“都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的同时，有没有反思，是否也有上面的经就是代表部门利益、政府一厢情愿折腾基层的假经、歪经？如一些地方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制乡村平坟复耕遭遇农民强烈抵制事件，所依据的不就是以“推进殡葬改革”名义下发的文件吗？
　　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为推进建设农村新社区、万亩现代农业园和土地规模经营户而动员农民大面积流转土地、住进高楼之际，一方面红头文件、领导讲话都是“一定要尊重群众自愿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对基层干部下达硬性考核指标，定人，保量，限期，还有种种严苛的问责，和波及亲属的株连。你让基层干部何去何从？
　　当一些任务指标落实普遍受阻而强制推行又导致变形扭曲，我们在批评基层干部工作软散的同时，有没有反思，究竟是基层干部素质能力偏低，还是上级任务严重脱离实际？
　　一味地秉持GDP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绩考核模式，就不免或是逼迫、或是诱导基层干部以形式主义应对官僚主义，以短期行为炮制形象工程。如一些贫困地区出现“扶强不扶弱”“扶富不扶贫”的异化现象，基层干部自然难辞其咎。
　　但是，他们也有苦衷：上级每年都要考核，完不成就要扣分。贫困程度深的农户，即便花了钱也很难迅速脱贫，而扶贫资金投入后若不能很快产生效果，必然影响考核成绩。
　　当上上下下为落实“八项规定”狠刹公款吃喝而不少地方仍然有禁难止杜而不绝，我们在派出多路人马微服暗访甚至动员鼓励宾馆饭店服务人员有偿举报，有没有往深处思考：我们在公务接待方面有没有一个可操作可监督的标准？
　　就拿泰州因为“豪华宴请”造成“群众围堵事件”来说，一桌饭2000元左右，究竟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进而，如果不着力于深化资源分配、转移支付、公共预算和干部任用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八项规定”在基层又如何能收到长效？
　　当我们看到媒体监督曝光出来的基层干部贪污腐败、粗暴行政和违法乱纪等现象，便油然生出当官的都是“歪嘴和尚”的“脸谱化”印象，何妨再去读一读“最美基层干部”的新闻报道？
　　因公殉职年仅33岁藏乡干部菊美多吉、“森林卫士”樊渭、勇啃拆迁“硬骨头”的张国强……用奉献诠释忠诚，用平凡演绎最美，他们是基层干部的杰出代表；何妨再去听一听被免职引热议的芦山县副乡长杨成毅的朴实心声？新近在地震中因“作风不实”“擅离职守”被就地免职的杨成毅，“自从地震发生以来，我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洗过一次澡，没吃到一顿大米饭。”
　　接到免职通知，不但不发牢骚，反而提出继续参与救灾工作的请求。“我接受这个处分，但我不后悔，我尽力了”， “官位子不要紧，只要能服务就好”。杨成毅们是我们更为熟悉的普通基层干部。
　　乡镇干部扎根于乡土，与乡亲们有着血脉的亲缘，服务于民众，又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白加黑，五加二，是他们工作的常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红旗黄旗，一票否决，是他们肩上的压力。芝麻大的官，巴掌大的权，无限大的责任，是他们面对的困局。工作条件差，生活待遇低，任务特别繁重，提拔机会又少，是他们内心的焦虑。
　　直接呼应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和日益强烈的权利伸张，直接求解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基层一线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是他们最难的考题。
　　“基层真苦，基层真累，基层真危险！”是外界对他们生存发展状况的简洁的评价。
　　理解基层，尊重基层，关心基层，就应还原基层干部的真实形象，加深对基层实际的了解，增进对他们工作的认同；就应关怀基层干部的进步成长，为他们从“压力型”的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创造良好环境；就应提高基层干部的治理素质，热诚地帮助他们转换发展理念，增强发展本领；就应做好基层干部的工作表率，像中央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求的那样，率先“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基层干部放好样子，带出路子。
2013年《半月谈》第10期

 　　呼唤成长公平
　　公平是社会文明进步最基本的度量，是基层民众追寻梦想最焦虑的心结。
　　成长公平的拷问，正扣动着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从近期多地官场一个个“火箭提拔”事件的媒体曝光中，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在贫富差距已然加大、分配不公亟待求解的同时，另一种社会分化正在显现：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纵向流动性明显弱化；社会结构固化的边界日见明晰，社会资源积聚的趋势难以逆转。大众舆论开始发出声声质疑：知识改变命运的努力怎么越来越难？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怎么越来越窄？
　　走进校门是人生成长的起跑。流动的儿童要进入城市的校园，父母先要接受“政策”的甄别，一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常常被挡在门外，而那些带着资本的外来老板却能享受特殊的待遇。还有幼升小，小升初，公然收取择校费，而且涨势堪比房价，让很多平民家庭“望学兴叹”。另外，高考过程的户籍制度约束，录取政策的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形成一个个“高地”和“洼地”。
　　社会就业是人生前程的抉择。大学毕业生感受尤深：制度化的健康歧视和年龄歧视，隐性式的性别歧视和体征歧视，还有普遍性的户籍、地域等社会身份歧视，构成了一道道弱势人群难以逾越的门槛。更有那“量身定做”的“萝卜招聘”，直接破灭了平民家庭的热望。职场提升是人生发展的跨越。恰恰在这里，成长公平遭受最严苛的诘问。看一看新近媒体质疑的“火箭提拔”，一个个都来历非凡。尽管曝光后在相关部门查处中或被免职，或主动辞职，但这类事件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波澜一时还难以平息。
　　成长公平的实质，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正受到权力强势的挑战和挤压。本是公共权力，在一些官员手中却成了个人特权，竟然以近水楼台之便，搬出封建社会那一套子女世袭、权势荫庇，将公共资源、领导岗位私相授受。
　　机会公平正面临社会资本的分化和畸变。原子化的社会流动，陌生化的贫富阻隔，使得底层人群本已脆弱、同质的社会资本进一步流失，与种种社会排斥叠加，造成贫困的自我复制。而本已强势的权力拥有者与财富拥有者又在新型的利益关系中展开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互相缠绕，互相编织，结成一层层网络关系和一个个圈子社会，以抬升社会地位，攫取社会资源。
　　时下为什么公款吃喝有禁难止？“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互相公款吃请为的是方便接近领导，保养维护关系，打通终南捷径。规则公平正遭遇隐性规则的消解和颠覆。在职场中，在社会上，潜规则似乎更为流行，更有魔力。难见阳光，却能大行其道，民意汹涌，却又趋之若骛。成长不公的背后，是金钱、权力、关系在破坏规则，垄断机会，侵夺权利。
　　成长不公，代际传承，直接导致社会结构固化，社会土壤板结。既得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与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极易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阻碍中产阶层的发育，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拉美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应当借鉴的历史教训。
　　随之而来的社会心态的失衡，人生价值的扭曲，同样不可忽略。尤其是年轻一代，正承受着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阵痛。带着青春的理想和抱负，打开人生憧憬中一个个崭新的世界，如果“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只是关系和背景”，他们的努力和奋斗还能走出多远？在迷茫和焦虑中，如何去遏止那些“仇官”“仇富”的民粹情绪像野草一样生长？
　　个人的成长，也关乎社会的发展。只有让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收获成功，才会有社会聪明才智的尽情涌流，创造力量的光华绽放，才会有每一个人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每一个人共同分享幸福的发展。
　　每一方成长的平台，都应是可想望的，可登攀的。每一个成长的环境，都应是公平的，自由的。日益强烈的呼唤成长公平的社会诉求，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社会变革的现实契机。
　　选拔任用制度的建设，是实现成长公平的基础。在权力的运作中，看似繁杂的程序往往流于形式，成为某些官员谋私的合法工具。尤其是“破格提拔”因规定粗疏，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的情况。制度建设的重心，就是让权力在制度的笼子里发挥效用，让权力在监督的阳光下透明运行。
　　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是实现成长公平的关键。高层正在出台系列改革举措，加快实施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坚决破除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让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
　　人生的成长很难有共同的起跑，事业的发展很难有共同的际遇，理想和抱负的大门不会向每一个人自动敞开。这就需要在制度完善、改革深化的同时，努力提高底层人群的文化素质，保障底层人群的发展自由，增强底层人群发现机会把握机会的行动能力。
　　成长公平的意义，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个机会，需要我们去把握，去利用，更需要我们去拓展，去创造。

2013年《半月谈》第11期
　　向发展自由要活力
　　如何遏制经济风险的积累，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助力经济转型的启程？这是当下政府和民众都在着力求解的发展难题。
　　从发展自由的视角看去，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求解难题新的着力点。
　　一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揭示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由是秩序的基础，也是发展的真谛。
　　发展自由，追求的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自由。深化发展自由，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根基，是实现发展转型的战略支点，是加快改革进程的价值指向。
　　显然，简单重复以往强力刺激政策的套路，演绎过去政府投资拉动的故事，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甚至还会生发更大的难题。深化发展自由，在改革的突破中，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释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积蓄经济转型的深厚潜力，当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保障公民自由流动的权利，是发展自由本质的政治表述。
　　公民生活权利的扩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就是最生动的诠释和最深刻的启示。不同的人群，纷纷从土地的依附中、从乡村的封闭中、从单位的围城中、从体制的缝隙中解放出来。流动生成机会，流动解放梦想，流动改变命运。
　　如何持续释放自由流动的蓬勃活力？户籍制度和社会排斥，是必须打破的瓶颈。中国农民硬是靠自己的肩膀扛开了城市的大门，挤进了另一个世界。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实现期盼中的市民化，还难以全面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合法权益。这最后一公里走得那么艰难。
　　而且，为了城市的形象提升和产业升级，一些地方实施“行政性腾笼”，清理低端产业；推进“城中村改造”，推高生活成本；设置“高门槛准入”，鼓励投资性技术性移民，限制低收入者低技能者。
　　大量进城农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最充沛的干劲和最灿烂的憧憬，都奉献给了城市，在“制度性歧视”和“政策性挑选”中，却无法在城市找到驻足的位置，无法逃脱被城市剥离的命运。其实，一个城市强制性的行政选择，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不利于城市的产业生态和社会和谐。
　　提升底层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发展自由深层的社会内涵。
　　阿玛蒂亚?森把能力看做发展自由的关键，自由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发展不是资本的垄断，而是全民的权利。发展指向的不仅是效率和利益的提高，更为根本的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和分享，是底层人群的选择能力和社会机会。
　　关注贫困人群、弱势群体，就应努力帮助他们培育、积累、开发发展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贫困地区的阴影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扶贫攻坚的工程也远没有画上句号。还有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财产所得差距及其背后的权利保障差距，亟待去加速消解。加大教育投入，求解教育公平，实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均等化，还需要加快脚步。
　　近年来为什么“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地方再度抬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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