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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文化软实力系列述评之三——开拓中华美德的时代意义
中华传统美德对我们今天的思想行为方式还有没有规范意义?答案是肯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中华美德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具有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开章明义,一目了然,设问点题,引出观点)
历史学家钱穆指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今天,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不仅需要这种温情与敬意,更需要认真梳理总结,撷英取精,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美德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元素,澄清思想,端正言行,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尚“德”。以德为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精髓。对人才,要求德才兼备;对生活,不忘忠厚传家;就是对封建君王,也以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为警诫。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论是修身、修心,还是养性、尚法,无不以道德水准作为人与事的首要判断标准,形成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明是非、知廉耻、重名节、识大体的处世哲学和思想基础。 道德更多地作用于私人生活领域,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意向,因而也更为真实、更为直接地体现于生活之中。而个人的价值取向必将形成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行为风尚和理想信念。事实证明,德字当先,人格鲜明,正义的力量就会彰显,民族的精神就会高扬。“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相反,在道德沦丧、利令智昏之际,一切就都是污秽混乱的。 老人倒下该不该扶?如何看待考试作弊?散落的橘子该不该被哄抢?这些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一再出现,显示出转型期社会的道德病,已到非治不可的地步。读两本“厚黑学”、建几处仿古地标之类“玩玩”中国元素的做法,绝不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建设富强国家、公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今天,道德建设应放在重要位置。挖掘传统,继承精华,创新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面对大量的、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积淀,我们必须加以分辩,宣明主旨,披沙拣金,择其善者而从。重视道德建设和个人修养,正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我们今天最应该继承、发扬的。 要实现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认真研究人的需要和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努力做到以理服人。 以理服人,不能光讲大道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科技创新中的问题“需要我们以改革的精神、务实的态度去解决”,实现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样如此。在利益诉求复杂化的今天,在权力被关进笼子的过程中,一些人、一些部门原来的“奶酪”必然被切掉,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有些原先的“教育者”,如今必须首先检视自身,必须经得起媒体的监督,必须融入群众中,才能做好工作,才能有说服力。中央“八项规定”以后,原来高高在上的茅台酒风光不再。中央下发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禁烟的通知后,有人预言,在腐败案件中频频现身的“中华”烟将可能成为“第二个茅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样的叹息少一点,文化才能多一些,美德才有成长的土壤。 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回答、解决重大问题的态度和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这个国家进步的幅度和力度。习近平同志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过硬,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是不言自明的服人之理。 中国传统向来重视文的作用,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最初的意思是花纹、色彩,起装饰作用,后泛指文章、文艺、文化。好看、好听、好玩的东西未必真有价值。作家王蒙认为,面对林林总总的文化产品时,应当有所关注,有所忧思,有所驱动,有所坚持,有所不取。中国历史上,擅文者极多,文过饰非、阿谀取荣者亦多。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唐玄宗都在这上面吃了苦头。对此,“不取”才是正确的态度。 文的价值,不在悦人耳目,而在秉笔直书。司马迁概括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让传统美德成为当代文化中具有活力、色彩鲜明的新鲜元素,我们就必须保持头脑冷静,善于提出问题,勇于接受批评,努力做到以文服人而不是为文所服。 中华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魅力。琴棋书画怡人心性,杏花春雨舒人情怀,茶酒歌诗、玉玩珍馔,不一而足。但中华文化和它所培养的传统美德绝不是堆堆锦灰,了供清雅,更不能以此为贪奢享乐的曲谱、逢迎博宠的字典。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在于强素质、富人民、兴国家,在于促进文化的开放进步和人格的逐步提升,在于对世界更大的贡献和感召。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美德,是我们的迫切任务。(转自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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