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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评论2014第7-8期
《半月谈》半月评论2014第8期:
草木葱茏是生态
新一波京津冀一体化的热潮甫起,社会舆论就涌动出种种首都“副中心”的热烈争议。显然,舆论走进了误区。 一体化所召唤的,不是几棵参天的大树,而是一片春意盎然的原野,一座草木葱茏的森林。 森林是什么?有乔木,也有灌木,有大树,也有小草,有藤萝,也有苔藓,还有一脚踩上去沙沙作响的满地落叶。这里就是一个小气候,小宇宙。 看珠三角城市群,除了广州、深圳,引领风骚的是如虎门、乐从这样的一个个传奇小镇;看长三角经济区,除了上海、苏州,根深叶茂的是如江阴、昆山这样的一个个百强县市。 提及京津冀经济圈呢?则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先生散文《秋夜》的开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孤独的两株枣树,一株是北京,一株是天津。 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决策,为环京津地区带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如何从长三角、珠三角的成功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启示?我们还当深度考问—— 一问周边:凭什么去承接京津的功能疏解、产业转移? 京津冀一体化的当务之急,就是在要素流动自由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中,实现功能疏解、产业转移和协同发展。你以什么样的优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去吸引京津要素的外溢?你以什么样的支点,地缘区位,承载空间,人才支撑,去撬动首都板块的扩张?你以什么样的切口,产业基地,合作平台,市场机制,去链接区域发展的转型? 许多年前,笔者在长三角调研,曾经对江苏的发展提出过“三个时代”的解读:率先的是路的时代,是苏南的时代,沪宁高速铁路公路将苏南与上海紧紧衔接,领跑中国市场经济的征途;紧接的是桥的时代,是苏中的时代,一座座大桥将天堑变为通途,苏中由此深度融入苏南,获有了更为强劲的增长能量;后续的是港的时代,是苏北的时代,沿海港口群的新兴,为苏北面向全球化发展重化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在京津冀城市群的版图上,我们又已看到相似的景观。京石高速公路,为涿州、保定等地提供坚实的依托,借一体化之势,一条北方重要制造业产业带或隐或现;京津城际铁路,给廊坊、武清等地带来丰富的遐想,举同城化旗帜,一条京津高新技术新干线已欲腾欲飞。 二问周边:如何催生经济发展的自主创新、内在活力? 京津冀一体化的突出难点,既在于政府权力的行政级差,更在于二元经济的发展落差。周边地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先天不足,给京津的功能疏解、产业转移平添了更大难度,也给周边地区跨越发展提出了双重课题,经济增长连着产业升级,承接辐射倒逼自主发展。 这就要以改革为动力,更多地投入政策资源和释放市场力量,鼓励全民创业,放活中小企业,壮大民营经济,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经营的自由竞争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创新中,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 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积蓄经济转型的深厚潜力。 看一看珠三角的专业小镇,可谓万家灯火,遍地英雄。专业化,集群化、品牌化,草根经济撬动起一个个板块,显示了它的无限生命力和创造力。 其实,环京津周边地区,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辛集皮革、蠡县毛纺、容城服装、高阳纺织,等等,都曾享誉一时,“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那个清河,也曾叫响过“北方温州”的名号。只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能不能破解发展的瓶颈,走出“成长的烦恼”?还是一篇沉重的答卷。 三问周边:怎样去解放陈旧保守的惯性思维、发展心态? 京津冀一体化,有行政的改革,经济的协同,也有社会心态的转换,发展观念的提升。 大城市情结必须解开。政绩导向,短期效应,激发了多少官员的畸形“都市梦”,圈地囤地,贪大求洋,酿成了多少地方的现代“城市病”。 京津冀一体化绝不是又一场造城大跃进。还是要让更多的地方都逐步融入共同推进一体化的进程,让更多的百姓都能参与创造共同分享一体化的红利。等靠要依赖也当祛除。在环京津贫困带,输血、造血双管齐下。 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何其艰难,不少村民还是习惯于两眼向外两手向上。其实,这样的依赖,村民有,官员也有。篱笆墙心态还待消解。行政壁垒,地方保护,还有公共服务的落差,生活水准的悬殊,也带来一些民众的心理隔膜和心态失衡。 有记者在偏远乡村采访,看到有企业污染排放,询问村民感受,得到的回答竟是:没关系,一袋烟的工夫就飘到北京了。京津冀本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亟应走出自家“一亩三分地”的界限,结成一个真正的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建设京津冀的一体化,我们须有生态化的发展观。不能一树障目,不见森林,不能奢望一个早上就跑步进入均等化的发展平台,一声号令就全面实现科学化的功能疏解。 悉心营造肥沃的土壤,播撒充足的阳光,让每一株大树、每一丛小草都自由地生长,我们就必将赢得一个郁郁葱葱的春天,还有春天里蓬蓬勃勃的生机。 《半月谈》半月评论2014第7期: 把改革引入法治的轨道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改革宣示,也是新一轮改革深化的鲜明特征。 改革的路径选择,已由先破后立到先立后破。30多年前,全社会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向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固堡垒和高度集中管理的僵化模式发起冲击,推涌起一波波改革开放的新潮。当时的改革流行语,就是“敢闯敢试”,“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提着脑袋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民间还有“改革总是从违法开始”的说法。如今,改革已进入另一片天地。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中,方向已经明晰,框架已经构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时间表”已经赫然在目:到2020年,将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改革需有更加充分完善的合法性依据、更加科学可行的规范性指引和更加有效及时的制度性保障。 改革的难点突破,在调整利益关系,在重塑权力结构。改革由此进入深度博弈阶段。多年遗留、积累的问题大多触及深层矛盾,旧体制、旧习惯、旧利益格局的束缚依然难于消除。在市场经济扭曲和权力资本勾结中做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自然不会轻易转身,从此金盆洗手。那些改革改到自己头上的政府权力部门,虽经历反腐败反“四风”的洗礼,在简政放权转换职能的改革中,也并非都能自觉地以历史担当精神自我革命。改革的难点突破需要政治权威,同时还需要法治力量,更有效地凝聚社会共识,摧垮利益固化的藩篱。 改革的深层攻坚,使其风险也骤然加大。“深水区”的改革,更为复杂敏感,既不能敷衍了事割韭菜,也不能颠来倒去翻烧饼,稍有不慎,改革者就可能闯入雷区,一当出现颠覆性失误,很可能覆水难收一泄千里。如何保障改革的运行不被扭曲,改革的红利不被截留,改革的公信力不被损害?特别需要法治的引领和规范。 改革在催动立法,法治也在推进着改革。 法治取向,将改革全面导入新的运行轨道。 我们要在改革中扩展市场自由,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以法治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界限。我们要在改革中发展民主政治,最根本的保障,就是以法治促进政治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我们还要在改革中创新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取向,就是要以法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正在推进的信访改革,就是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当然,要使信访制度改革顺利到位,还须努力拓宽信访渠道,完善信访功能,放低诉讼门槛,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质量,保障司法公正。 法治建设,正加快融入更为深广的改革内涵。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进步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涵。改革的进程,也是加快法治建设、强化公民法治教育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就以时下热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例。不少地方政府急着放活土地经营权强力扩大土地流转量推高家庭农场经营数不惜人为垒大户,不少工商资本揣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的牟利预期,以“下乡投资”为名,联合地方政府强势圈地屯地,也有不少农户盼着允许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和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政策早日落地。其实,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早有很明确的政策解读:要推进农村土改就要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改革,包括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中相关规定的修改。在这里,法治跟进意味的是改革政策的突破,也是改革实践的纠偏。 法治思维,也在提升着全社会的改革意识。 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出发点,按照法治精神求解问题的思维模式。上海自贸区率先试点“负面清单”制度,就是以法治思维推进改革的一次实践。它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以此形成对“权力清单”的倒逼作用。国务院雷厉风行,发力推行地方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法无授权不可为”,锋芒所向,直指权力部门的暗箱操作、寻租腐败和灰色地带。划定权力边界,晒出权力家底,让公共资源回归公众视野,让权力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当然,权力清单制度要实施到位,还需进一步减权简权,确权制权,杜绝摆设,走过盲区,立法锁定,严格问责。 把改革引入法治的轨道,同时,法治也应在改革中提升文明的品质。这就需要始终坚持法治的前提是民主立法,摈弃部门利益法律化和权力扩张法律化,始终坚持法治的核心是保障民权,是扞卫公平正义的价值底线,始终坚持法治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信仰,让法治精神流淌进改革的每一条脉络,照亮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法治是推进改革的强大力量。它引领改革的行进,维护改革的秩序,巩固改革的成果,同时也保护着改革者的先行先试,激励着改革者的开拓创新,灌输着改革者的价值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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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发布于:2014-12-10 09:50
收藏了 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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